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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一个著名诗人叫王之涣，他那首“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凉州词》极有名。但唐人薛用弱《集异记》把王之涣写成“王涣之”，也有的写成“王奂”。到底这位诗人的名字中有无“之”字，是“之涣”还是“涣之”，颇引得文学研究者争论不休。

再如晋代书法家王羲之，诸子七人分别名为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全带“之”。不仅如此，其孙辈以下也有很多人名中也有“之”。据研究者统计，羲之家族五辈人中共有七十二人名字中带“之”。这在重避讳的古代社会，是很难理解的。

一位著名史学家认为，王氏家族信道教，“之”是道教的标志。此种说法不准确。事实上，早在道教产生之前的先秦时代，人名中就多有带“之”“施”之类语辞者。如春秋有名曰“介之推”者，《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其他如《论语》将“孟反”写成“孟之反”，《孟子》将“孟舍”写成“孟施舍”。

汉代以后依然如此。如汉代有个农学家叫氾胜之，他写了我国古代第一本农书《氾胜之书》。《汉书·艺文志》农家记为“氾胜之十八篇”。但后人引用，多作“氾胜”而略“之”字。如唐人贾公彦“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宋人《郡斋读书志》“采氾胜种树之书”。王羲之家族诸带“之”者，“之”也都可以省略，如王献之又称王献（《初学记》），王彪之又称王彪（《太平御览》引），王悦之又作王悦（《宋书》）等。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古代人名中的“之”字何以有加有不加，这个“之”字究竟起什么作用？

其实古人早有解释。如汉赵岐注《孟子》云：“孟，姓；舍，名；施，发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则但曰舍。”晋人杜预注《左传》云：“介推，文公微臣。之，语助。”这里说的“语助”“发音”都是指“意内而言外”（许慎语）之“词”，它是只在书面语出现而口语中并不存在的“非口语成分”。也就是说，口语中的人名，是没有“之”的，带“之”的只是书面语写法。

在书面语阅读时，这个“之”字可以读出来，此之谓“发音”，又称“发声”。至于“之”于书面语有加有不加，主要根据作者行文的需要而定。南齐著名文学家颜延之，在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两次只称“颜延”：“张眎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颜延《杨瓒》，自比《马督》。”钟嵘《诗品》序亦如是：“颜延论文，精而难晓。”这几处只写“颜延”而略“之”字，就是为了前后对仗的需要。

“之”字除了可加可不加，也可颠倒位置。如《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亦作颜推之，其实他的名字在口语中只“颜推”二字而已。王献之口语中称王献，书面语中也称“王之献”。唐《张节墓志》中有“王之献之竹，列在池亭；陶渊明之柳，莳于门径”之语，前一句是引羲之、献之合书“鹅池”的典故。此处“献之”倒为“之献”，也是修辞的需要，以避“之之”连用。

杨伯峻先生对此有一个看法：“‘介之推’本名‘介推’，‘之’字是加进去的。《孟子》之‘孟施舍’本名孟舍，‘施’字是加进去的。在古人说话或行文的时候，为图语句的整齐，声音的节奏，可以加一个不相干的字到句中去。”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古人读书谓之“诵”，也就是有节奏地朗读，诗歌如此，散文亦如此。但口语是不讲节奏的，故文人为文，必须在口语中加入虚字，以求语句整齐，产生节奏感。“之”就是最常用的虚字，它在句中只起音节作用，并无实义。

不但人名如此，一些山水地名在书写时也可加“之”，但口语中则没有“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可见山的名字是“不周山”。但同书《西山经》又加了个“之”，称“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后来《淮南子·天文训》亦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除“不周之山”，《山海经》中还有“招摇之山”“岳崇之山”“箕尾之山”“青丘之山”等山名，都是书面语写法，口语中皆无“之”字。

现代学者大多把“之”理解为结构助词“的”，“不周之山”似乎就是“（叫）不周的山”，而“不周山”就是“不周之山”的省称。其实误矣。“不周山”不是“不周之山”的省略，口语中的山名是没有“之”的。不但古代如此，现代依然如此。地名如此，山水名亦如此。因为地名、山水名是天下百姓口语中的日常用语，所以不可能有只用于书面语的“之”字。

北京“天安门”本称“承天门”，清顺治八年重建后改称为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木匾却写着“天安之门”。研究者几乎都认为“天安之门”是正式名称，而“天安门”是“天安之门”的简称。其实，“天安之门”只是“天安门”的书面写法而已，“天安门”才是正名。

无独有偶，宋代开封的朱雀门上面的匾额上写着“朱雀之门”，曾引起宋太祖的纳闷，问人：“那个‘之’有什么用？”他不明白百姓口语中的“朱雀门”为什么多了个“之”字。对这个问题，不但武人出身的赵匡胤不懂，有些文人也不理解。朱熹《四书集注》引赵岐注，谓“孟施舍，施是发语声”，他的门徒就提出疑问：“有何例可按？”朱熹回答说：“此是古注说，后面只称‘舍’可见。”并举例说：“如孟之反、舟之侨、尹公之他之类。”惜朱子只云“古注说”并举出几个先秦人名的例子为证，但对“之”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并没解释清楚。由此可见，对古代人名中“之”字的“足句”功能，宋代已有人渐渐不理解了。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孟昭连），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