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仙那度 : 追寻马可·波罗的脚步》，[英] 威廉·达尔林普尔著 ，兰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1月版还是小学生时，我们就知道了马可·波罗的生平。他缠着头巾，穿着有点像睡袍的条纹长袍，骑在单峰驼上。学校书架上的所有书中，数以该图作...
《仙那度 : 追寻马可·波罗的脚步》，[英] 威廉·达尔林普尔著 ，兰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还是小学生时，我们就知道了马可·波罗的生平。他缠着头巾，穿着有点像睡袍的条纹长袍，骑在单峰驼上。学校书架上的所有书中，数以该图作封面的那本“小瓢虫”童书被阅读的次数最多。
某天我和朋友们用手绢包起几块饼干，又把手绢包系在一根棍子上，准备出发去中国。在苏格兰找不到骆驼，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双脚，一直走到筋疲力尽。到下午茶时间，我们就已经把所有的饼干吃进了肚子。还有个问题是，我们不太确定中国在哪里。虽然我们很有把握它不在英格兰，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确认英格兰的地理方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勇敢地走向哈丁顿，因为觉得可以在那里的一家商店问路。但天色一暗下来，我们就转身回家吃晚饭去了。我们讨论一番，决定暂时搁置这个计划。
反正中国又不会急着让我们过去。
准备，出发：船头桥头自然直
事实上，在追寻马可·波罗脚步的人中，别人也没有比我们做得更成功。许多人曾经像我们一样踏着他的足迹上路，但从未有人成功走完那段旅程。19世纪，阿富汗危机四伏；20世纪，中国对外国人关上大门。当中国在1980年代初重新对外开放时，阿富汗又因苏联入侵再次闭门拒客。现在苏联正步步后撤，伊朗和叙利亚却又双双关闭边境。然而在1986年春天，连接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开通——自13世纪后，现在也许是能让人带着圣油，经陆路从耶路撒冷到达仙那度的第一个好时机。阿富汗的战事使人无法走完波罗当时的整条路线，但从理论上讲，我们现在能够走完它的大部分并最终抵达目的地。
最常见的马可波罗画像
我当时的女友路易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读到那篇宣布高速公路开通的短文，于是我们决定开启远征，追寻那位威尼斯人的脚步。上一年的夏天，我曾沿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路线从爱丁堡到了耶路撒冷。那次旅行以圣墓为终点，而圣墓又是马可·波罗旅程的起点。很明显，此次旅行是上一次的延续。
路易莎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远行规划。我们对着各种地图册争执，坐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研读那段历史，还在不同国家的大使馆间往返。我甚至设法说服自己的学院出资七百英镑赞助这个计划。后来由于考试临近，我埋头苦学两个月，把这次旅行抛到脑后，几乎不再与路易莎见面。就在我们原定出发日期的两周之前，我和路易莎约在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的酒吧喝了一杯。在那里，在小口啜饮白葡萄甜酒的间隙，某个既成事实摆在了我面前。我们之间插进了（一口酒）一位新的男士（一口酒）和一个新目的地（一口酒）。那位男士名叫爱德华，而那个新目的地是奥克尼。
这对我而言无异于当头一棒，使我头晕目眩。随后我离开酒吧去参加某个聚会，并在聚会上向坐在左边的某个陌生人倾诉心事。我的倾听者名叫劳拉。我虽然之前从未见过她，但久仰其大名。大家都说她令人敬畏，聪明得吓人，而且身强体健。即使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也至少称得上英姿飒爽。我曾听说她是牛津冰球队的运动员，还是位学者。我也知道她是无畏的旅行家，曾利用她父亲去德里工作的机会探索整个南亚次大陆。关于她卓越耐力方面的传说数不胜数。如果其中有一半是真实的，那么她在二十一岁时，就足以把芙蕾雅·斯塔克衬得像个业余爱好者。据说劳拉独自一人到过南部德干高原最难以到达的角落，穿越过孟加拉国的丛林，还曾将喜马拉雅山脉最高的几座山峰踩在脚下。德里的某次公众骚乱中发生的事最能体现其能力。当时德里城中因甘地夫人去世而民乱四起。劳拉试着从街头帮派的手中解救一位锡克朋友，却被一群意图施暴的强奸犯堵在死胡同里。她单枪匹马地将他们全都击败，而且据说有个暴徒永远丧失了某种能力。
但之前从来没人告诉我说，劳拉有多么的令人敬畏，就有多么的冲动。晚餐进入尾声时，她就宣布要接替路易莎的位置，至少在到达巴基斯坦的拉合尔（Lahore）之前是这样，然后她就要回她在德里的家。她本来打算去安第斯山脉探险，但阿亚图拉的伊朗听起来更合她心意。她说会在三天内打电话跟我确认。
三天后的早上七点半，电话打过来了（这么早的电话往往不是好兆头）。当然啦，她会去的，她这样告诉我。如果我能在一小时内与她在叙利亚大使馆见面，我们就能开始逐个申请必备的签证。在接下来的两周中，劳拉带我风风火火地跑遍伦敦，猛烈抨击繁文缛节，大肆骚扰领事官员，还将亚洲国家大使馆的官僚主义轻松斩于马下。她监督我做体检并注射疫苗，以预防那些我做梦也想不到其存在的疾病。我的地图被扔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看起来仿佛由美国中情局绘制的图纸，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数字，还有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入侵非自由飞行区域的航空器可能引发无预警开火。”
与此同时，劳拉为这次远行计划动用了她的全部人脉。我们靠走后门获得了伊朗签证。我们找到一条能从以色列到达叙利亚的路线：我们给苏联的港口城市敖德萨（Odessa）拍电报，买到了从以色列海法（Haifa）到塞浦路斯利马索尔（Limassol）的船票，随后在另一艘船［它从塞浦路斯岛另一端的拉纳卡（Larnaca）出发，终点为叙利亚拉塔基亚（Latakia）］上订到了铺位。但仍有问题没能解决：我们必须确保以色列人不在我们的护照上盖章，还要保证塞浦路斯当局不以任何形式表明我们曾登上该岛，否则我们就无法在叙利亚或伊朗入境。在对待外国访客的问题上，伊朗使我们忧心忡忡。上一年，有位和我们同龄的英国学生在伊朗旅行时被捕并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现在仍然身陷囹圄。在我们出发的两天前，《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游记给我们的行程蒙上了阴影，提出了我们面临的最严重问题。那篇文章称喀喇昆仑高速公路确实对外国游客开放，但他们必须先参加旅行团，然后才能获准进入中国。如果想要自由行，外国游客就必须在进入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城镇塔什库尔干预订食宿。文中称预订只能通过北京的某些机构完成，而且相关安排要耗费六个月时间。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路易莎的电话。她已经听说我没有改变远行计划。她将于8月中旬从奥克尼群岛返回，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走完旅程的后半段，即从拉合尔走到北京。我说我愿意。我没有告诉她关于那篇文章的事。我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就这样，我决心踏上这条长达六千英里的、周边环境极其危险荒凉的路线。沿途的大部分国家似乎仍不愿让外国人踏进国门。我有两位同行者，一位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另一位与我缘分已尽。也许我该去看医生，但我只是通过旅行社买了张去耶路撒冷的机票。
耶路撒冷：苏醒了
我从圣墓大教堂回来时，正好赶上吃早饭。当时劳拉和我凭着可疑的证明文件，住在英国考古学院（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里。该学院深受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派之影响，由伟大的凯思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夫人创办，当时仍然幸存。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使它熬过了20世纪晚期，特别是政府削减经费的那个时期。一群腼腆而富有书卷气的学者以这里为家。他们把时间用来发掘犹地亚山（Judean Hill）上的十字军古堡，以及编撰关于耶路撒冷罗马式排水系统的多卷本著作。在我们逗留的那一周，挖掘人员正好找到一个朴素的幌菊状小柱头，大家欣喜若狂。
19世纪晚期的耶路撒冷
学院有条理的风格在其提供的餐食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早餐又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学院供应的培根煎蛋当得起“罗马以东最棒的”（也可能是“罗马以东仅有的”）这个说法。此外，为了方便可能会在此驻留的巴勒斯坦考古学家，学院还提供菲达奶酪、橄榄、西红柿和皮塔饼作为补充菜单，另外还有西瓜、酸奶、吐司和果酱。这顿令人愉快的美餐分两个时间段供应。第一个时间段从早晨五点钟开始，此时的就餐者多为挖掘人员。第二个时间段从早上八点钟开始，持续时间稍长。这时的就餐者包括研究人员、跟进发掘工作的专家，以及所有成功使自己免于被更早用餐的挖掘人员吵醒的人。
那天清晨，劳拉就属于最后一类人。我结束和费边修士的见面回来时，发现她正埋头大嚼培根和鸡蛋。我期待能在学院里度过几天悠闲时光，在耶路撒冷城里转一转，多少适应下当地环境，在进入未知且令人恐惧的叙利亚前做好身心准备。但事不从人愿。早餐时，劳拉首次拿出一份文件，令我不禁为接下来的旅程感到忐忑不已。这张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纸上写满了不可能按期完成的任务，结尾的可笑目标是“8月底到达拉合尔”。它直接导致我们在午饭时间就要离开耶路撒冷。
我的反对意见很快就被她宣布无效。劳拉声称，如果我想在临行前最后看看这城市，那么请便，但我必须在十二点半前回来报到。研究人员中有位惧内的年轻学者，他以“马穆鲁克时期的陶艺”为研究课题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他很同情我，允许我搭他的货车到雅法门（Jaffa Gate）。我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去探索这个城市。
我在破晓时分到了雅法门，那时这个城市已经苏醒了。街道上的西方人要比东方人多出一倍。大街小巷中挤满了萨迦旅游公司组织的“夕阳红”旅行团。这些游客从英国港口城市普雷斯顿（Preston）出发来此“朝圣”。苦路上，痛哭流涕的福音派教徒唱着圣歌《到这里来》，背景音则是宣礼员宣礼员是召集信徒做祷告的人。过去他们每天五次在宣礼塔上大声招呼穆斯林前去做礼拜。但自从磁带录音机发明以来，这类人就基本消失了。——作者注那拖着长音的哭泣般的喊叫。
耶路撒冷的集市，出自纪录片《耶路撒冷》（2013年）剧照
街上还有几位表情悲戚的长老会教徒、一群身材肥胖的东欧寡妇和一位穿着飘逸的灰色哔叽法衣的埃塞俄比亚教士。脸色苍白且眼睛近视的东正教犹太人紧抓着乌兹冲锋枪，拖着脚步走过。阿拉伯人已经在自家店铺外就位，他们穿着实用的细条纹衣服，还戴着头巾吸引游客。店铺名字有“彩虹巴扎”（Rainbow Bazaar）、“欧玛尔·海亚姆纪念品博物馆”（Omar Khayyam Souvenir Museum）、“魔法咖啡厅”（Magic Coffee House）和“哈吉木器店”（alHaj Carpentry Store）。去圆顶清真寺的路仅此一条，我别无选择，只能从夹道欢迎的商贩中间穿过，接受他们的考验。
朝圣者与观光客
“请这边看看，您喜欢吗？”
“大人！我送您纪念品，不要钱的。请跟我来。”
“上楼看看，先生，我店里什么都有。”
“先生，先生，您需要导游吗？我能带您去看六千年前的教堂。相信我!”
“哥们儿！我的地毯正等着你。”
几百年来，这出滑稽可笑的谄媚闹剧日复一日地上演。耶路撒冷一直都是热门观光城市。这里的朝圣者换了一拨又一拨，居民的宗教信仰不断更迭，城头的王旗也不断变换，只有卖小玩意儿的商贩依然如故。店里迷人的商品是从整个伊斯兰世界出售的小玩意儿中挑选出来的。这里的水烟袋能在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外找到同款，也许在印度北部阿格拉（Agra）的集市上能看到与这里一模一样的皂石盒子，那让人眼熟的上了色的木雕骆驼想必来自开罗。基督教的宗教纪念品一般从欧洲进口：巴勒斯坦并不会声称那些天蓝色的圣母像或是“苦路十四处”的塑料耶稣受难像产自本国，然而一旦印上“所用木料来自客西马尼园”，十字架的价钱就能翻一番。这些商品似乎都不是在当地生产的。
圆顶清真寺仿佛是远离市集喧嚣的另一个世界。“崇高圣所”那宽阔的大理石平台也许是伊斯兰教的圣地之一，但信徒只会在每周五过来祈祷，其他时间这里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当你到了这里，同时有时间坐下来思考并回首往事时，你才会意识到那些浮华之物有多无关紧要，意识到耶路撒冷的美丽一如既往：这里有被太阳晒得泛白的石头、山丘、绵延数英里且依然如故的十字军集市，还有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建起的白色城墙。
鸟瞰耶路撒冷，出自纪录片《耶路撒冷》（2013年）剧照
想要欣赏圆顶清真寺的美，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那艳丽的奥斯曼马赛克镶嵌画和闪亮的穹顶都在近期被约旦人翻修过，让参观者无法在走进去之前就预见到建筑物内部那令人屏息的美丽。金箔马赛克镶嵌画出自拜占庭人之手，因此画中的两耳细颈酒罐、丰饶角、茛苕叶和几何图案都沿袭了古希腊文化中的传统样式。
建筑本身也是如此。塞萨洛尼基的圣乔治教堂（St George）、拉文那（Ravenna）的圣维塔莱教堂（San Vitale），以及比这两座教堂古老得多的罗马圣康斯坦萨教堂（Santa Constanza）都属于集中式建筑，而圆顶清真寺堪称这种建筑风格最流行时期的代表。上述建筑物中，虽然圆顶清真寺规模最小，但给人印象最深刻。它的大理石工艺最为精细，马赛克镶嵌画的风格最为和谐，整体感觉也最宜人。当然，它并非教堂（虽然十字军在占领耶路撒冷期间曾将其改建成教堂），而是清真寺，而且可能是第一座拥有类似风格的清真寺。它确实是伊斯兰世界在艺术层面的首次重要尝试。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Caliph Abd alMalik）于687年下令将其建成，惠特比宗教会议（Synod of Whitby）大约在同期召开，最早的那批撒克逊教堂建筑，包括赫克瑟姆（Hexham）和里彭（Ripon）的教堂地下室，以及比德曾隐居的贾罗（Jarrow）修道院，也差不多于同一时期在英国落成。对于马可·波罗的时代来说，它已经和英国大多数中世纪修道院之于今天一样古老。我们如果仔细打量，就会发现它具有很明显的伊斯兰建筑的特征：拱券已经初露雏形；马赛克镶嵌画中没有圣徒，也没有天使，证明《古兰经》中对描绘生灵的禁令已在修建期间生效。
但只有花相当长的时间研究圆顶清真寺后，你才能清晰地了解其建造者的全部意图。穆斯林的手下败将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的徽饰，如乌鸦、双翼王冠、珠宝、胸甲等，都低悬于寺内拱廊的葡萄藤蔓纹路下。它们挂在清真寺的墙上，就像狩猎活动的战利品被挂在英国乡村大宅的墙上一样。这座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不是单纯的宗教建筑和美学结晶，建造它的目的是夸耀胜利。建造者从《古兰经》中节选铭文，表达了伊斯兰教取代基督教的主旨。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们役使希腊俘虏，将这座建筑直接建在犹太教堂之上。圆顶清真寺俯瞰耶路撒冷，刻意要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建筑一头，这体现了当时穆斯林作为耶路撒冷新征服者的自信和狭隘。这座建筑的外观令人陶醉，但从某种角度上讲也让观者心神不宁。
圣城：没有消停的最后印象
两千年来，耶路撒冷凸显了定居于此的那些民族的最没有吸引力的一面。圣城里发生的暴行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都多，而且它们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作为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地，这座城市见证了它们最褊狭、最伪善的一面。如果说历史会重复，那么耶路撒冷就是很好的例证。十字军占领这座城市时，曾大肆屠杀穆斯林（其中有许多人曾到圆顶清真寺的屋顶上避难）、犹太人和当地基督徒（据称本应是十字军的帮助对象）。现如今赋予耶路撒冷老城以别样风情的集市是占领军在蹂躏原住居民的基础上设立的。如今犹太人正在将巴勒斯坦人排挤出去，虽然采用了更巧妙的方式，但其态度和从前的征服者一样坚定。以色列士兵在老城区实施恐怖统治，同时东正教正在向东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基督徒和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区缓慢渗透。1948年后，基督徒从三万五千人减少到一万一千人。年轻人除了卖小摆件或洗碗外，再也没有其他工作机会。只有懒惰的人留下来，那些有抱负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人选择移居国外。
耶路撒冷小巷中玩耍的孩童，出自纪录片《耶路撒冷》（2013年）剧照
在排队等待去阿卡的公共汽车时，我跟一位年轻的犹太士兵及其女友聊天。他们的个子都高高的，皮肤被晒成棕色，体形匀称，长得也不错。小伙子正吃着薯片，少女则搂住男友。若非他们手里紧握着机关枪，这一场景就会显得很日常。
他们态度友好，都受过高等教育，给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开明且通情达理之人。但在我们的话题转到以色列政局上后，他们的回答就让人毛骨悚然了。我问那小伙子是否愿意去约旦河西岸巡视，同时对约旦领土实行非法占领。他回答说这与其说是责任，不如说是某种权利或特权。他的女友同意他的说法，还抱怨说在以色列军队里，女兵能受训使用步枪，甚至还能观摩如何驾驶坦克，但最后只能去做文职工作。她说：
“如果不允许射击，那么学开枪又有什么用呢？”
作者 | [英] 威廉·达尔林普尔著 兰莹译
摘编 | 李阳
校对 | 卢茜
